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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问题随想:教育何为


徐友渔
摘自2000年8月9日《中华读书报》

  紧张、不安、孤注一掷般的期待。中国人“望子成龙”的心态,在每年7月使社会氛围扭曲到了极点。 
  当我们思考中国的教育危机时,我们不能只盯住城里的那几所名牌大学、中学,不能局限于教材和试题,我们应该正视中国广袤大地上的现实。 
  盛夏酷暑的7月,最火爆的话题是高考与教育,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年了。今年的高温是超常、灼人的,今年讨论的热度也超过往年。发生在湖南郴州、广东电白等地的大面积舞弊案,既耸人听闻、又发人深思。我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为考生服务的饮料、保健品、出租车、宾馆房间等等,生意是多么兴盛,我由此得出一个聊以自慰的结论:我们中国终于有了一项自己独创、领先于世界的产业:高考服务产业。 
  我曾在欧美一些国家呆过,在升学考试期间和平时观察过学生与家长的行为举止。我从来没有见到像我们这样的紧张、不安、孤注一掷般的期待。中国人“望子成龙”的心态,在每年7月使社会氛围扭曲到了极点。当然,这种以年轻一代的前途为中心,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求上进的思路,又包含着可以理解,甚至值得敬重的成分。 

  高考:最不坏的制度 

  每年高考前使人提心吊胆、令人焦灼不安的气氛,考生和家长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以及揭榜后“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使得高考制度成了备受批评与责难的对象。 
  确实,要从科学性、公正性等各个方面质疑这个“一考定终生”的制度,是太容易了;把这个制度称之为现代科举制度,从原则上说也没有太大的不妥。中国的每一位学生、家长、教师和校长都知道,不管教育的目标、方向说的是什么,考生在高考中成功与否,才是普遍中学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志。 
  如果最终未能考上大学,那么成千上万的高中学生费力费钱,辛苦3年是为了什么?他们在3年前挤破头要进重点学校是为了什么?在高考这个最终标准面前,素质教育成为空谈,分数挂帅、题海战术等等备受谴责的举措不言自明地具有了合理性与合法性。 
  确实,高考活像一头令人生畏的怪兽,它使学生、家长、教师胆战心惊;它又像一架无情的机器,把青年学生的活泼与情趣碾得粉碎。我坚决主张,目前的高考制度必须改革。 
  同时,我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对高考制度的改革,是在承认其基本框架合理的基础上争取改善与改进,而不是革它的命。我还想指出改革高考制度的难度: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各种大变革的提议,绝大多数不是耽于幻想,就是失之于不可操作。总之,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彻底替代的方案。目前的高考制度是有种种弊端的制度,但又是已经有过的尝试或可能实施的选择中最不坏的制度。经验与智慧并未向我们提供无限的制度创新空间。 
  比如,有人提出,高考成绩只能是决定性因素中的一项,平时的成绩、表现,学校或老师的推荐意见,也应加入进来作为考虑因素。这种主张原则上是对的,但具体考虑如何实施,问题就多了。以目前的道德水准、社会风气、部门利益至上的作风及地方主义、哪一个班级哪一个学校、哪一个地区不会拼命给自己的学生以高分?能设想有多少家长不会给老师、学校拉关系、送礼品,以求得最佳推荐评语? 
  今年7月,传媒报道了多起高考舞弊案,考试作假卷入的人数之多、组织之严密,以及科技手段的运用,使人们大为震惊。在仔细研究了这些案件之后,我仍然想说,相比较而言,高考仍然是中国较为干净的一块地盘。我很少看到,在其他问题上,社会各界有像对高考的纯洁性那么严格的要求,传媒有这么密切的监督,政府有关部门有这么快捷的反应,案发后人们有这么强烈的震惊与关注。相比而言,现在对考试舞弊的查处,恐怕已不如封建时代。我从鲁迅的传记中就知道,他父亲因涉嫌科举时贿赂主考官,差一点掉脑袋。无论如何,人们对于高考的公正性,可以说还是很有信心的。 
  我觉得,中国的应试教育,分数挂帅,就教育本身而言是负面的,但在当今中国特定的情况下,超出教育之外,它在某种程度上又起了调节和补偿社会公正的正面作用。不少农村考生认为,高校录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天生低城里人一等,不能求助于权势和金钱来改变地位的他们,无异于生活中唯一的希望。只要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不结束,农村学生对应试教育的肯定就不会让位于更高明的教育理念。 

  教室里的阴影 

  今年的高考作弊案,显然是各地种种考试作弊现象中的冰山一角。如果不是平时作弊的普遍和习以为常,就不会有高考作弊的如此猖狂。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作弊和教育中的其他一些弊端一样,已经不是个别人的品德问题,而是某种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下大面积、体制性产生的问题,是必然要出现的问题。 
  今年7月16日,我和几位学者在中国行政学院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教师相聚,在《教师之友》杂志和“中国中小学教育教学网”编辑的主持下,探讨中国教育的严峻形势和诸多问题。首先在会上发言的是来自山东的周老师,会议的主题长久围绕着他提出的话题进行。周老师的发言和《教师之友》编辑的调查向我们表明,农村地区的课堂被两大阴影笼罩,这就是:体罚与作弊。 
  我飞快地翻阅着几十张学生对调查采访的回答,每一张都是控诉和呼吁。挨打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老师布置作业有时居然会叫同学抄写同样内容达到上千遍,写不完就打。除了一般的敲脑袋,还有令人震骇的花样翻新,例如蹲马步、踩冰水,在雪中爬、睁大眼睛看太阳,等等。 
  据周老师介绍,作弊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可以说高达百分之百。在大多数情况下,老师不但默许,而且公开提倡和引导。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大多数教师都没有道德感,都失去了爱心?情况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不论是打骂,还是纵容,甚至教唆作弊,目的都只有一个,提高学生的分数。这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是为了学生好,而实质上,是老师们不得不为,因为他们背后有一条鞭子在驱策:对教师业绩的考评主要以学生的成绩为准,考核的是学生的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 
  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填鸭式、满堂灌,学生的学习方法是死记硬背,于是,考试成绩与学生花在某门功课上的时间存在着相关关系。数学老师打得狠学生就多搞数学,英语老师打得狠学生就全背英语。较为文明、心慈手软的老师就只好眼睁睁看着学生的这一科成绩上不去,等着下岗。 
  打学生成了教师之间争夺学生投入时间,相互间竞争的手段,在分数和什么“率”的威压下,他们把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以及人格尊严,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为了把分数和什么“率”搞上去,最后的一着就是考试时作弊,学生会做就睁只眼闭只眼,学生不会做就暗示,甚至教导。 
  学生要高分,老师比学生更要高分。说到底,是那个愚不可及的考核标准要高分。在高分要求的重压下,各种匪夷所思,有悖教育宗旨,甚至伤天伤理的事都发生了。这即是当事者的素质问题,也是体制问题,来自上海的柳老师对我们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学校什么也没有教给学生,学校最擅长的是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憎恶学习。” 
  周老师还告诉我们,当地的基层行政官员,不少是从教师中提拔的,他们的水平和好恶,对学校的状况大有影响。而群众中流传的顺口溜则是:“不会代课的当校长,当不好教师的当镇长。” 
  当我们思考中国的教育危机时,我们不能只盯住城里的那几所名牌大学、中学,不能局限于教材和试题,我们应该正视中国广袤大地上的现实。 

  另一种参照 

  从80年代中期起,我常有机会在英国牛津大学等学校作访问研究,对中外高等教育的差异有一些初步印象。我也曾留意国外的中学教育,对两种不同的教育体制形成了一点感性认识。我觉得,中西教育差别,就像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一样深刻而源远流长。 
  在牛津,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里的专业划分相当粗疏,讲究博与通,是可能工具型,而不像我们那样是专用工具型。比如,牛津大学只有研究生才可以说是哲学专业,本科生则叫做“PPE”学生,这是指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的学生。在结束本科,念研究生时再专攻以上三种专业中的一种,这种安排使文科学生在本科阶段具有较为广博的知识。 
  在牛津,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学生选修哲学课程,虽然其中最多有十分之一的人日后会以哲学为自己的专业。我想,如果不是强制,中国的大学生中决不会有这么多人去听哲学课。 
  牛津大学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中国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一致认为,相比而言,西方学生动手能力强,而中国学生书本知识、理论知识多。遇到做实验时,往往是中国学生问他们,而涉及到书本知识时,则是他们请教我们。一位来自复旦大学的学生告诉我,他粗略统计了一下,他在大学本科所学的课程门数是英国学生的3倍以上,其中一些科目相当冷僻。他说,他的中国老师要提职称,要凑够教学课时数,于是各显神通,什么课都开,他们只好拼命学,其用处就是到牛津来让英国学生大吃一惊。 
  一般而言,西方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强于中国学生。我们看重的是现存的知识,他们看重的是会不会出主意,不论是学生、教师还是研究人员,他们挂在口头,常常赞扬的就是说某人有“idea”。我曾问过一位著名的牛津哲学家:“你认为最好的学生应该是什么样子?”她的回答使我感到意外:“最好的学生就是能教给我一些东西的学生。” 
  当我于1999年重访牛津时,我临时被聘为一个美国留学生的导师,终于体验到了当一个优秀学生的老师的喜悦。这是典型的牛津导师制教学。我每周给学生指定阅读书籍与论文题目,然后面谈,讨论。这个学生在论文和讨论中的表现常常是令我惊喜参半,许多我急欲表达的看法,都被她抢先表达出来了。她虽然并没有达到“教给我一些东西”的程度,但让我在教学时思想大大地活跃起来。学期结束时,我在这门课程上给她记了一个A,与我同办公室的英国同事委婉地暗示我,给A是否太高了,我于是顺手在A的右上角加了一个减号。我猜想,很有可能,英国教师对于这样的学生是见惯不惊的。 
  当我在访问牛津大学之后访问一个美国私立大学的图书馆时,我对西方教育重视技能的印象更深了。如果说,中国大学的重心在课堂,那么在美国,图书馆至少和课堂是平分秋色。在该校,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重头戏安排在图书馆,课程很重。学生在这里学习使用计算机,查阅文献,下载材料,学习讲演和写作。从写一般的作文到撰写学位论文,从搜集材料,组织材料到立论和制作索引,都有专门课程,也有专职人员在图书馆值班,随时辅导。 
  当然,西方的教育并不是处处比中国强。以我在80年代的观察,除了极少数很有抱负的学生,西方学生的勤奋程度远逊于中国学生。以至在美国,许多年轻人不把进大学当成去读书,而是去“过校园生活”——这意味着球赛、聚餐、交异性朋友,等等。另外,西方家长愿意花在子女身上的精力、时间和金钱,比中国家长要少得多。依我的标准,西方学校对学生抱一种自生自灭的态度,很少强制,你是天才靠自己奋斗冒尖,你不求上进,甚至自甘堕落,也是咎由自取。我的一位英国朋友的儿子吸毒,来管的是警察,如果在中国,恐怕班主任、校长都有干系。中国的教育强制成份重得多,学生的表现、成绩,总要符合家长、学校、社会的要求。 

  教育何为 

  从古至今,教育在人类生活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教育与个人的人格发育、品质形成、知识增长有关,也与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关。中外大哲学家、思想家往往也是大教育家或教育理论家,这方面的例子有孔子、柏拉图、卢梭、杜威、罗素等等。 
  古典教育以人为本,但什么是理想的人,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标准。罗素曾经论述说,在干涉儿童教育的各种力量中,没有一种力量站在儿童自身幸福的立场上。国家想把儿童培养成驯服公民;教会想用儿童增加教士的势力;学校和教师要在竞争中凭借学生来为学校增添光荣;作父母的只想让他们的孩子光耀门楣。 
  自近代工业化以来,教育开始平民化,其目的导向是培养实用与工具型人材。对广大受教育者,是解决他们求职谋生的问题,对于社会,是要提供各行各业的适用人材。这种教育方针一直受到批评,今天在中国,也有不少批评意见。依我之见,这是一个程度问题。以人为本没有错,但人要谋职求生,也是一种根本。 
  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科技化、功利化的时代,个体和整体的生存竞争压力,已经使教育过分地实用化与工具化。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审美情趣正在急剧失落。我认为,在21世纪,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将在高科技的专门知识与人文、道德、历史感两方面对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满足这种要求,是教育的任务,这关系到亿万人的福祉,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地位与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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