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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呼唤教育家


作者:李镇西
2001-05-07

  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去年年底在获得第十届宋庆龄樟树奖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82岁时获得这个奖是对我的鼓励,不过,这样的奖评给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更好,我们应当创造条件,让一批中青年教育家冒尖,承担起教育的历史重任。”(《文汇报》2000年12月19日第五版) 
  这几句话让我砰然心动,继而若有所思。常听有人埋怨新中国没有诞生过教育家,这话当然过于偏激。但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没有诞生像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那样饮誉世界的一流教育家,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年代,教育本身都被扭曲了,我们的国家自然也就不需要也不可产生真正的教育家。现在,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急切地期盼着一大批教育家;而教育家的诞生,需要有一个良好宽松的社会环境,即吕老所说的“我们应当创造条件,让一批中青年教育家冒尖,承担起教育的历史责任”。 
  所谓“创造条件”,最重要的是要造就一个宽容教育者个性的社会氛围。教育家无一不是心灵自由的人,培育教育家就应该尊重教育者的心灵自由。创造性总是与个性相联系, 没有个性,就绝对没有创造性。当然,尊重个性,并不是取消统一的教育指导思想——无论是“三个面向”教育方向,还是“四有”新人教育使命,都是我们教育者应该遵循的指南。但任何高屋建瓴的宏观决策,都不能取代千千万万第一线的教师富有创造性的实践;而凡是具有创造性实践精神与能力教育者往往都是个性鲜明的人,他们有自己“标新立意”的思想,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做法。如果我们扼杀了教育者的个性,也就扼杀了教育者成长为教育家的可能。 
  宽容个性,还应该包括尊重教育者的办学个性,即应该给教育者提供教育实验的条件,容许教育者有尝试自己教育思想的实验学校。没有伊弗东学院就没有裴斯泰洛齐,没有芝加哥实验学校就没有杜威,没有帕甫雷什中学就没有苏霍姆林斯基,没有晓庄师范就没有陶行知,没有北京大学就没有蔡元培……完全可以这样说,几乎所有的教育家的名字都是与一所具体的著名学校连在一起的。中国近几十年来之所以没有诞生教育家,重要的原因之一,正是教育者没有可能办自己的实验学校。我们应该给教育者以实验的机会与办学的条件:允许实验者有自己的办学思想,允许实验者用自己的教材,允许实验者自己设置课程,允许实验者在办学模式、办学机制上有自己的特色,允许实验者有自己的教育评价体系和方式,等等。 
  当然,以上所说,只是教育家诞生所需要的良好的社会环境。教育家的诞生不仅仅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更需要一大批有志向的教育者自身的努力。面对新世纪的中国对教育家的呼唤,作为跨世纪的中国中青年教育工作者,应该作出怎样的回应呢? 
  注意,教育家首先是教育者但又不是一般的教育者,也就是说,他除了应该拥有爱心、激情、责任感、扎实的学科知识、过硬的教学技能等一般教育者起码的素质之外,还应该具备成长为教育家所特有的一些素质。纵观古今中外所有大教育家,我认为,他们的成长至少应该有以下几个素质—— 
有超越世俗的高远的追求。把教师当作职业还是事业?这是教育家与一般教育者最根本的区别。“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不但是这样说的,他更是以自己身体力行的实践,向孩子们也向他所热爱的老百姓捧出了他的一颗心。作为曾师从杜威的留洋学生,他本来已是一位大学教授、教务主任,但为了要改造中国的教育,为了“要使全中国人民都受到教育”,他毅然脱下西装革履,抛弃大学教授的优裕生活,穿上布衣草履,奔赴乡村,面向中国最广泛的社会生活为中国最下层的劳动人民从事着他最神圣的教育事业。他说:“只要是为老百姓造福,我们吃草也干。”这种面向社会底层而又超越的世俗的精神,正是陶行知所以成为教育家的原因之一。试问今天中国的教育者们,有没有这种精神?也许,当我们为眼前的一些功名利禄孜孜以求时,我们离教育家的精神境界已经不止十万八千里了。 
  有属于自己的富有创见的教育思想。无论是苏格拉底、孔子,还是爱尔维修、杜威,可以说古今中外所有真正的教育家首先是思想家。创新是教育永恒的主题,而“创新”首先是“思想创新”。只有个性才能造就个性,只有思想才能点燃思想。让没有思想的教师去培养富有创造性素质的一代新人,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自己的思想的教育者要成为教育家,更是不可能的。作为教育者,我们在尊重并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教育理论与传统的同时,理应以追求科学、坚持真理的胆识,辨析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之处;即使是向当今公认的教育专家学习,也不应不加分析地盲目照搬,而应经过自己的头脑,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消化、吸收;甚至对一些似乎已有定论的教育结论,我们也可以根据新的实际、新的理论予以重新的认识与研究,或修正,或补充,或发展。乐于思考,敢于怀疑,不迷信权威,是教育家不可缺乏的思想素质。 
  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识素养。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在的中青年教育者普遍存在着知识结构和文化底蕴先天不足的弱点,无论是对传统的国学精华还是对当代的世界文化,都缺乏深厚的功底。的确,就学养而言,我们现在很难找到一位蔡元培式的校长、朱自清式的中学教师或叶圣陶式的小学教师了。这也是我国50年来至今没有涌现出一流教育家的原因之一。一位真正的教育家,同时应该一棵“文化大树”。人们常常把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称作教育的“百科全书”,而苏霍姆林斯基本人就是一本“百科全书”:他能够担任中学几乎所有课程的教学,还特别擅长写作;他生前不但写了大量的教育理论著作,而且还为他的学生写了一千篇小说、童话和故事。其实,不只是苏霍姆林斯基,可以说,所有大教育家无一不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巨人。因为只有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峰,才可能有恢宏的视野、开阔的胸襟和创新的平台。一切有志于成为教育家的中国教育者,都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的学问家。 
  有长期的第一线教育实践。我们往往把“教育学家”或者说“教育理论家”与教育家混为一谈。客观地说,中国不缺乏“教育学家”,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涌现出的各种教育观点、教育理论不可胜数。但是,教育家首先是身体力行的教育实践者,而且必须是第一线的教育实践。苏霍姆林斯基在他的第一本教育专著的序言中写道:“我在一所乡村中学工作了整整32年,我现在决定把这本书取名为《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我认为我是有权利这样说的。如果要问我在我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对孩子的爱。”是的,书斋里也许可以产生“教育理论”但是绝对产生不了教育家。没有和教育对象——学生面对面的接触、心与心的交流,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教育家的。教育是心灵的艺术,这个“心灵”既是指教师的心灵,也是指学生的心灵。所谓“教育”,就是心灵对心灵的感受,心灵对心灵的理解,心灵对心灵的耕耘,心灵对心灵的创造。因此,远离学生却想成为教育家,无疑于缘木求鱼。 
  教育家不是人为的荣誉称号,而是客观的业绩丰碑和历史地位。这就决定了真正教育家的诞生靠的是自身的努力,而不是等待别人来“追认”。在即将告别20世纪的日子里,一切有事业心的中国教育者都应该问问自己:我们,不,“我”离教育家究竟有多远?然后,胸怀教育家的理想不懈奋斗。——唯有这样,吕老所期待的“一批中青年教育家冒尖,承担起教育的历史重任”才会成为现实,而一大批中青年教育家才必然会在中国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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