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存教育--另类视野 回到首页 回到主页

教育的问题外一篇


作者:汪丁丁
 


汪先生网志按语
  感谢,感谢!今晨将“妙理”的这番评论当作“按语”贴在这篇文章之前,于是新来的读者可以直入核心:
  这篇文章里藏着不少精彩的论述片段,显然是持久思考的结果,视界很高,教育问题其实只是一个喷涌口。
  1.我们处在一个大转型的时期,丁丁正是在一个很大的格局下看教育问题:“当整个社会被嵌入到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
  不只是孩子,处在其中的我们每个人都进退失据,反抗者面临着“娜拉出走后”的悲剧性,合流者纷纷跃入的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大锅。人是最健忘的,似乎只能以非常极端的方式教育自己,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有史以来最悲惨的世纪,智者的劝告是那么容易就被抛之脑后。
  2.如何走出目前大转型的困局,到达“下一个社会”?丁丁说:“只有在社会创造力被基于每一个人的外在特征而不是内在禀赋的市场竞争最终扼杀之前,由市场竞争所产生的物质生活的丰裕程度足以让每一个孩子有机会以美学态度审视自己的人生并坚持不让他们的孩子再忍受任何基于外在特征而不是内在禀赋的资源配置方式,只有在那一时期,人类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境。”
  可是这个几乎是唯一的途径连丁丁自己都很悲观。多样化被完全化约,生存变成了纯粹基于效率的生存,多元价值的承担者比大熊猫还要稀罕。我们没有办法可想,只能相信并寄托于此:那些漂浮于大市场社会的“自由孤岛”不要沉没,那些高远价值的托命之人不要绝种,在经历了漫长痛苦的时代后,人们会重新发现他们,再度体验那些原本属于我们的东西。
  3.想起丁丁早先在另一篇博文里的话:“在一个市场社会里,由于‘社会’被嵌入在‘市场’之内,故而大众的行为模式是消费主义的、短期的、对生活的终极意义不加思考的。”
  尽管我们处在丁丁所说的“末法时代”,我想对终极意义思考的人还有很多,他们逃避在科学,艺术,宗教等理想当中,不一定都在乎现实中的一切,那里留存着永远不能被化约的价值和自由的创造力,一如二十世纪的那些精神领域的伟人们,会给人类流传下一些真种子,从这一点看,“下一个社会”终究是会来的。
  4.在大转型期做一个理想的引导者或者思考者,实在太过艰难,也痛苦万分,丁丁不是简单地转向东方智慧,而是裹挟了对科学,经济学等西方思想入乎其内的思考之后的再度审视,我们细细关注他的思想历程可以看到这一点。


  教育,始终是一个问题。在国内的经济学家当中,我或许较早探讨教育问题。探讨和思考是同时进行的,我对这一问题思考得越久,就越难下笔写这篇文章。我们现在探讨的,似乎主要不是中国古人探讨的教育问题,虽然那仍是一个问题。

  首先,让我以最简捷的语言描述我们现代中国人深陷其中且不能自拔的教育的困境:当整个社会被嵌入到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 ,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

  说我们的社会被“嵌入”到市场之内,这一说法隐含着某种无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历史地,大势所趋地,似乎毫无觉悟可能地转入到西方“市场社会”的演化路径上,同时又无法摆脱我们数千年浸淫其中的“家庭本位”教化传统。市场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个人”及其权利,这一体系其实很难融入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例如,中国儿童与他们的家长们的关系,典型地不像也不可能像现代西方家庭那样成为一种“公共”关系——最初是以上帝的律法为基础并于近代转变为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关系。中国的家长们仍习惯于将子女视为他们私人的一部分,也就是他们肉体和心灵的自然延续。观察我们周围的家庭,不难见到,那些与父母(或单亲抚养人)保持亲密关系的孩子,更容易成为他们父母生命和意志的衍生物,也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无我”状态的困扰。另一方面,那些来自“冷漠家庭”的孩子们,虽然很容易确立自我意识并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却通常被认为具有“反社会”倾向。在这两种情形之间,绝大多数孩子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应当怎样在亲情(及各种义务)与个性(及各种权利)之间保持某种“健康的平衡”——既不因亲情而丧失个性发展的机会也不因个性张扬而远离主流社会。

  只要你探讨得足够深入,我认为,你肯定会意识到中国孩子们的上述的这种困境。教育的问题,我相信是由此开始的。大致而言,每一个孩子,从他还在母腹里的时候,上述的教育问题就开始了。

  首先,如果这孩子的父母是已经充分地市场化了的“理性人”,那么他们会根据孩子将带给他们的效用来决定他们在孩子身上的投资数额,不应太多,也不会太少。以中国转型期社会最普遍的折现率(下限10%,上限35%或更高)的下限估算,孩子必须有希望在父母中年时期给父母带来足够高的效用。否则,父母抚养孩子到成年所支付的开销就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回报。这一折现率的上限导致更可怕的人类行为——“弃婴”,因为高达35%的折现率要求孩子在儿童时期就为他们的父母带来令人满意的回报!在西方稳态社会里,最普遍的折现率不会超过5%,因此,孩子们只要有希望在他们父母老年时期带来足够高的效用,在他们身上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是合算的。

  让我们继续设想孩子们的那些充分市场化了的父母以年率平均10%的折现率在孩子们身上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据此监督他们的孩子的学习及与时间配置有关的一切行为——这些行为都将被看作是经济行为从而必须被置于“理性人”的控制之下。竞争是社会性的,既然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孩子们就必须参与父母所参与的社会竞争。竞争越是激烈,父母行为的折现率越高,孩子们的时间对父母而言就越是宝贵,于是就越不能被“浪费”在天真无邪并且毫无效率可言的童年活动中。每一分钟,那些号称拥有“天才培养”计划的父母们告诉我们说,孩子的每一分钟都必须与“知识”或“技能”的学习结合起来。以如此高的折现率,我们很怀疑,假如他们的孩子终于,在他们临终的床前,捧上一张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或哈佛大学录取通知书及全额奖学金——假如那就是他们为孩子确立的成功标准,他们是否还会感到幸福。理性人的行为,如果折现率高于10%,就必须在中年时期见到上述结果,否则,他们的子女教育(投资)就不算是“成功的”。

  以上描述的,仅仅是微观行为。这些微观行为还应被集结为宏观效果——数千万家庭的微观行为的宏观效果。那才是我们今天感受到的“教育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教育是大成问题的,因为它原本应关注孩子们的内在禀赋的开发,而不是摧残任何不符合“应试教育”体制的内在禀赋。最可恨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不仅知道大家都不喜欢这一状况而且知道大家都只能接受这一状况。我周围只有两位朋友坚决抵制目前的教育体制,带着他们的孩子,退出了摧残孩子的正规学校。不过,未来怎样?我还没有替他们的孩子看清楚,好像是那个“娜拉出走后”的老问题。

  娜拉出走之后,她必须承受的是整个社会的压力。孩子们单独退学之后,必须承受的也是整个社会的压力,谁认证他们的文凭?雇主怎样聘用这些没有文凭的毕业生?哪怕他们在极短时间内以自己的能力取得了雇主的信任,那些有文凭的雇员怎样对待他们和他们的雇主?还有,他们怎样结交异性朋友?婚前怎样拜见双方家长?双方家长怎样看待没有学历或文凭的孩子?还有,将来他们的孩子们怎样面对自己的老师和同学?那些同学和老师怎样看待他们?凡是认真尝试过单独反抗现行教育体制的家长和孩子们都会很容易地发现——只是不像鲁迅那样深刻和富于悲剧性,发现我们这个社会的深层潜藏着如此庞大数量并且如此荒诞可怕的传统偏见。这些偏见可以杀死阮玲玉,也可以杀死我们的孩子,事实上,社会偏见可以杀死任何敢于不遵循偏见而生活的社会成员。

  可是,难道我们有过只看文凭的传统吗?难道我们的私塾和乡学传统不是基于“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这两大原则的吗?仔细回顾我们的传统,我们不难发现,旧传统的灵魂在科举废除之后始终延续着,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延续着,在那场史无前例地扫荡旧传统的运动之后仍延续着。

  八十年多前,梁漱溟剖析过旧传统的灵魂。他指出,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社会特征是“家庭本位”,以及与此适应的“礼乐教化”。作为对比,他指出,西方文化传统的基本社会特征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紧张协调关系,以及与此适应的神与人之间的紧张协调关系。

  今天,这一基本的社会特征没有改变,虽然它的上层建筑有了重要的改变。根据我们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由血缘关系和家庭义务编织起来的传统社会网络之内并因承担这些义务而享有相应的权利。另一方面,传统社会的上层建筑早已“礼崩乐坏”,取而代之的是杂乱且无根的各种意识形态及其人生主张和政治主张。其中,当代西方人的意识形态及其人生主张和政治主张影响最大。遗憾的是,或许因为延续了数百年的“信仰危机”,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似乎只容纳来自西方的以每一个人的外在特征为评价准则的市场价值观,却不能容纳也来自西方的诸如“每一个人都是目的”这样的道德准则和与此适应的对神的敬畏感。

  陷入如此混乱的精神情境与社会情境,难怪许多中国孩子沦为个人奋斗的牺牲品——只不过,那究竟是他们自己的个人奋斗还是他们家庭的奋斗,他们未必清楚,而且他们的父母也未必清楚。大家似乎都满足于跟随潮流而奋斗,大家都仅仅满足于懂得“逆潮流者亡”这一浅显而错误的人生道理。于是,大家都努力督促自己的孩子投入到这场令人绝望的竞争当中去,而且据说是“越早越好”,最好是在母腹里的时候就开始竞争。

  难道我们的学校愿意在这种单一方向的生存竞争中挣扎吗?明显地,教师和校长都不情愿,他们比家长们更理解这场令人绝望的竞争的绝望性质。不过,只要他们也有家庭要养活并且也有孩子要参与这场竞争,他们就无法不让自己的学校不参与这场竞争。

  那么,中国社会就此将消亡吗?我知道一条出路,那也是制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项基本原理,奥尔森曾名之为“shake off”(抖掉)策略,即抖掉抑制着并最终扼杀社会创造力的那层僵硬的外壳。奥尔森甚至相信毛泽东是最早实施这一策略的当代政治领导人。

  于是,我们将赞同另一场制度革命?因为不如此便不足以走出我们每一个人单独不愿意走出的困境?这情形看起来很荒唐,如同一群青蛙,每一只青蛙都拼力要跳入“温水煮青蛙”的那口大锅,因为这是青蛙之间生存竞争的大势所趋,舍此而不能成名成家光宗耀祖,舍此而不能名利双收或官场得意。不仅如此,每一只青蛙都明白,它们应当做的,其实是齐心协力颠覆这口大锅。问题是:那之后又怎样呢?

  所以,革命之后呢?我们将面临娜拉出走之后面临的实质相同的问题。这问题的经济学表述是这样的:只要有资源稀缺性,就必定存在关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只要存在竞争,就必定要有优胜劣汰的标准。只要必须有优胜劣汰的标准,那么那些遵循经济效率标准的群体就比那些基于非效率标准的群体更有效率,于是或迟或早,这些更有效率的群体将有更多的坚船利炮来征服其余的群体——后者或许是根据人们能够表现出的“文学”、“博爱”、或“道德”程度为标准来配置稀缺资源的。于是或迟或早,世界仍将回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换句话说,怎样最终取消或限制“弱肉强食”的竞争?这是我们(西方人和中国人)面临的问题,这是革命从来就没有解决过的问题,可是对于反革命者而言,这也是渐近式的演化所面临的令人绝望的问题。我对人类的前途始终持悲观态度,不过,我仍要说明怎样才可以最终走出人类生存的困境:只有在社会创造力被基于每一个人的外在特征而不是内在禀赋的市场竞争最终扼杀之前,由市场竞争所产生的物质生活的丰裕程度足以让每一个孩子有机会以美学态度审视自己的人生并坚持不让他们的孩子再忍受任何基于外在特征而不是内在禀赋的资源配置方式,只有在那一时期,人类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境。我的比较悲观的看法是:人类社会的创造力很可能在达到那一时期之前就被基于每一个人外在特征的市场竞争彻底扼杀了。

  市场竞争怎样不再基于每一个人的外在特征呢?这是可能的,假如市场能够最终从大规模制造和标准化的竞争演化为量身定制和个性化的竞争。事实上,德鲁克临终前预言了这样一种充满创造力的社会,他称之为“下一个社会”。

  下一个社会?是的,下一个社会才可能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成为目的而不是他人的手段。关键在于怎样从这一个社会过渡到下一个社会,怎样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想社会从空想变为现实?

  我的看法是:我们必须借助东方的智慧和西方的智慧。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获得智慧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获得知识。因为知识的本质是向外征服,因而不可能让人类走出上述困境。只有智慧可以让生命获得内在的升华,让我们每一个人对外在的特征以及向外的征服不屑一顾,让人类获得永久和平。

原文发表在 http://wang-dingding.blog.sohu.com/69981648.html
           《读书》二○○七年十一期


“下一个社会”?

(内蒙古)薛 果

  汪丁丁先生《教育的问题》一文(《读书》二○○七年十一期),对中国社会当前“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的这种教育状况进行了剖析,这种理性的剖析,相信所有生活在当下中国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感悟,因为教育不是只关乎我、你,还关乎我的孩子、你的孩子以及一代又一代人。让教育体制和机制最大限度地接近于我们理想中的教育目标,这不仅仅是有社会责任心的学者的追求,更是每一个教育者和聆教者的心愿。汪先生文中说“下一个社会才可能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成为目的而不是他人的手段。关键在于怎样从这一个社会过渡到下一个社会,怎样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想社会从空想变为现实?”我读到这一段,心里忽然有了一种沉甸甸的感觉!下一个社会?那需要多长的时光?五十年甚或百年吗?那就意味着“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下几代还要为“扼杀人的创造力的教育”做出牺牲!因为体制和机制一时半会儿很难从根上改变。不过,又想到“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的巨大影响,想到当时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闻一多等人,他们并没有保守等待而是积极行动,是用自己的努力去推动那个社会向前走的。现在中学里的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非常大,可是,我们的教师,很少有自己的教育个性,大多是一个面孔——应试教育的面孔。这非常可怕。全部“教育工作者”都去主动适应那个教育体制而非主动寻求突破,教育体制或者机制会发生积极的改变吗?其实,现在的中学教师是有能力也有条件在现有教育大环境下为“每一个人都成为目的而不是他人的手段”做出自己的贡献的,现行教育体制和机制并不拒绝教师个人的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教育变革,当然,教师个人的经济利益可能会损失一点。我们现在太需要教师、教授的实际的行动,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一批,只有这样,改变教育现状才有希望,接近“下一个社会”的理想才更具体一点。教师如果天天在课堂上讲“闻一多拍案而起”,下了课堂却只愿中庸,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教育可真的没有指望了!

原文发表在《读书》二○○八年三期

 

网络地址:www.being.org.cn/unique/nextsoc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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