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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的种种倒行逆施——归国杂感


芦笛 October 01, 2000

  学术界的种种倒行逆施,真是一言难尽。现在忽然兴起提拔儿童团,什麽主任、院长全是嘴上没毛的俊俏小伙子大姑娘。实验科学这玩意儿是经验积累起来的,出不了高斯那样的神童。弄些毫无学术地位的人来作官,就如同当年提拔王洪文一样。接待我的某个院长连个博士学位都没有,又没有什麽文章,这样的人也居然会成学科带头人,真是不懂是怎麽回事儿。
  碰上几位老科学家,都是骂不绝口,说是现在的年龄如同当年的家庭出身,不管你学术成就怎样,到年龄就一刀切。我看他们骂也是白骂,干部年轻化似乎是国策,然而这国策推行到学术领域里来倒也别致。咱们的毛病是从头到尾一元化,全国按一个步子走,不管是什么领域都奉行一模一样的政策。以年龄作为学术提拔甚至给科研经费的标准,恐怕环球独此一家,“世界当惊殊”了。
  咱们不论办什麽,似乎总脱不了那股暴发户气息,眼睛里只看得见能看见的东西。好象一个现代研究所的标志,就是最先进的设备装在最漂亮的大楼里。我参观了好几个实验室,似乎装备都比我单位的强。有的设备之昂贵,我看了只有咋舌的分。然而如此先进的装备似乎却出不了多少活。如果咱们的军队也这样,恐怕打台湾就更没戏了。可笑的是人们似乎根本就没有“软件”的概念。有钱盖房子买设备,却没钱订杂志,难道设备摆在那里自己就会下出蛋来?不知道国外同行在干什么,又怎么去设计自己的课题?据说可以从网上看摘要,然而仅仅是摘要就够了么?这种“唯武器论”似乎和热爱高楼是同样的暴发户心态。连老赵那样的有识之士都会认为大阪不如珠海,看来要纠正这种观念还有些日子。
  当然,物质崇拜狂似乎还是比以前好些。记得我在国内时,要用个仪器比登天还难。那时的道理似乎是:既是硬通货买来的宝贝,最好的使用方法就是不让人使用它。我当初为了使用某设备,虽然不抽烟也去买了无数的“大中华”去孝敬那个管设备的祖宗。咱们的所谓公有制,其实是分割为无数小块的私有制,公用的设备从来是负责管理的人的私产。如今这欺行霸市的现象似乎是好些了,不过不同实验室的设备还是不许互相用。谁的钱买来就是谁的,咱们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而且,复印机似乎还是不许随便用,仍然有个百眼巨龙在那儿虎视眈眈地守护。不过这也不奇怪,要是象国外敞开了让人随便用,恐怕马上就要被人拿去复印<上海宝贝>。说到底,还是个社会公德的问题。
  人才流失实在严重。据说有的设备闲在那里没人会用,因为培养出来的会用的人出了国。培养一个走一个,这样下去国家怎么会昌盛!说也奇怪,在国内,如何使用仪器似乎成了一种学问似的。其实那些东西多半都是“idiot proof”,挂个香蕉在上头猴子都会盘弄。说到底还是小农意识,对神秘的洋货充满敬畏心理,更怕弄坏了承担不起责任。一面人才流失,一面又不让老科学家充分发挥作用,把钱都给了没有研究经验、连怎么花那钱都不知道的年轻人,这算是哪家孙子的兵法?本来想看看能否找个合适位置从此回家,现在看来还是别打这个主意。一旦回来,所谓“洋科学家”的光圈立刻消失,人家不由分说就要认定你是在外头混不下去才回来招摇撞骗的。又是这把年纪,只有打入冰箱的份儿。还是等到退休再说吧。
  崇洋媚外似乎成了千年国策,溶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过去说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我看咱们从来是忽而全封建,忽而全殖民地,没有什么半对半之说。就是那些说“不”的爱国志士,也不过是封建的包装、殖民地的肚肠。对东道主的热情,我心头雪亮。这年头,只要跟洋人(哪怕是我这样的伪军)攀上了什么合作关系,要起经费来就容易多了。咱们那些管科研经费的头儿,怎么就会认定中国人没有搞科研的能力,非得洋大仙们拉一把?那天院长带我去见某财神,毕恭毕敬地介绍:
  “这位就是我跟您说过的美籍华人科学家芦笛教授,与我们有长期合作关系,我们的合作项目非常成功。。。”
  “是吗?”财神爷肃然起敬,立刻站起来握手,“请坐!请坐!”
  “对不起,”我彬彬有礼地纠正院长,“我不是美籍华人,还是中国籍,也谈不上是什麽科学家,只能算个研究人员,更不是什麽教授。”
  财神爷那十分容光焕发的脸骤然去了五分光彩,院长也显得非常尴尬。出来后他似乎有些郁郁不乐。我完全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
  “怎么样,院长,是不是我说错了话,你要不到钱了?”
  “唉,”他欲言又止,沉吟了半天,大概是既怕得罪了我,又怕不说我还要继续闯祸,最后还是开口了,“国内的风气您也知道,跟国外沾上关系钱就好要多了。他又不来看您的护照,怎么会知道您是哪国人?”
  “可我已经不习惯撒谎了。”
  “这怎么是撒谎?您是美国来的不是?是scientist不是?我怎么撒谎了?”他这下是真生气了。我赶快道歉。最后我们达成协议:他以后介绍我,就说我是美国来的芦笛博士,别的话不必多说,国籍问题更是存而不论。
  这种科研基金的分配方式,似乎加重了研究人员内心深处的那种奴性。我参加了几个学术讨论会,发现如今在国内搞科研就如同时髦女郎追逐时装,什么课题在国外时髦就搞什么玩意儿,而且全是“短平快”。那天听了一个博士生的报告,随便问了点问题,小伙子却一问三不知。下来后他对我说:“芦教授,我跟您说实话,这个题是导师要让我搞的,我自己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您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出来。”
  “为什么要搞这个题呢?我不理解的是:没头没脑的来这么一杠子,搞出点结果来又没有什么后续研究来扩大战果,这是为什么?打一枪换个地方,不是智力浪费吗?而且,恕我坦率地说,你刚才的报告我觉得漏洞很多,结果滑不留手,使人难以相信。告诉我:你是不是只挑支持结论的数据?”
  小伙子脸红了,忸怩了半天,吞吞吐吐地承认他对数据作了点艺术处理。他一面恭维我目光锐利,一面央求我别告诉他的导师。我很喜欢他的直爽,便爽快地答应了,不过劝他以后若出国可千万别再那么干,那样会身败名裂的。至于搞那课题的真正原因,他的解释是:
  “我导师说,那是国外眼下最时髦的东西,报上去好要钱。钱要到了就行,再继续干下去没什么意思,因为热点又转移了,不如另找新鲜热门的干。”
  我长叹一声。看来国内如今这钱已经成了“纲”,有钱就有一切,丧失金钱就丧失了一切,这就是伟大领袖说的“主要矛盾”,抓住它就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而想得到钱,最直接的路似乎就是炒洋人的冷饭。难道我们所谓“迎头赶上”,就是这么个“迎头”法?
  记得当年在国内做小媳妇时,想出了个绝招,兴冲冲地跑去找导师献计。不料导师匆匆看过我花了几个晚上写出来的设计,不屑地说道:
  “你能想到的,人家国外就想不到?哪会有这种事儿?我告诉你,人家肯定想到过也试过了,失败了的东西当然就不会发表。花时间去摸人家试过了走不通的路有什么意思?”
  我气得脸红筋涨,然而只能默默走开。要是在国外,我就会同他大吵一场,然后带了那个主意另找个导师高飞远走。可惜那是在中国,官大一级如同父母,何况是我的导师。
  一年后,我在国际上最好的杂志上看到了一篇论文,其思路跟我当初的几乎一模一样。
  那时国内的科研界还没流行眼下这种“挟外要钱术”,骨子里的奴性就这么足。眼下再加上这“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咱们这根深蒂固的奴性恐怕就更没治了。
  肠胃叽哩咕噜之中,拉杂写了上面这些感想。不知道那些吐痰救国的壮士们看了会有什么感想,大概拿不定这回该给“芦老红卫兵”戴上“左”还是“右”的帽子吧。“芦老红卫兵”这个洋奴居然会反起“崇洋媚外”来,恐怕只能说明他的自相矛盾。令人欣慰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丧失了智力,嘟嘟小姐就能看出本老红卫兵说话尽管绕来绕去,其实说的全是一个道理。记得老邑说他是“崇洋而不媚外”,如果咱们都能象他那样,这个国家就有戏了。
  说起老邑来,顺便再说句话:你一面号称主管不让你再上网,一面却又去赏月赏到乐不思蜀,到底这饭碗危机存不存在?你说我疑心生暗鬼,不是这么回事,我不是疑心,是小心。本老红卫兵是伟大领袖一手教育和再教育出来的,实在是见多见怕了,因此天性格外谨慎。何况因为总是想老死在父母之邦,坚持没入籍,一旦出了事可没法象宋永毅那样有美国护照保驾护航。当然,本老红卫兵的心理,你们年轻人是没法儿理解的,因为你们有幸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宽松岁月,不知道自己多有福气!

发信人: 芦笛       信区: Education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0年10月01日23:15:00 星期四),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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