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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多些“自由探索”

――再谈“诺贝尔之梦”


作者:章成钧

  • 杨振宁最近预言:祖国大陆科学家可能在10年内获得诺贝尔奖,此言令人鼓舞。但我国科技界时下忽视基础理论研究,要想获奖实在是“任重道远”。
  • 探索性研究多数在基础理论领域,比较自由,富于创新,是诺贝尔科学奖的“钟爱”如果我们忽视它,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研究二流应用研究。
  • 在科学研究领域,“急功近利”是一种短见。我们提倡的“自由探索”,更应是一种观念、一种导向,我国科学界如能正视不足,获奖之日的确为时不远了。

  “中国要得诺贝尔科学奖,怎么就这么难?”值此诺贝尔奖百年之际,这个话题又热了起来。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最近在演讲时,预测地给了一张“时间表”:祖国大陆科学家获诺贝尔奖的时间在“20年内”,也可能是“10年”。
  杨振宁的预言的确鼓舞人心,但科学界也有人表示了自己的忧虑。有人曾做统计:从1901年诺贝尔奖设立到现在,各种科学奖项(物理、化学、生物学和医学)的获奖者共470余人,细做分析,获奖者及其选题显示了一个普遍的规律: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基础领域中的自由探索而获奖的。然而,时下在计划项目的研究、应用课题研究的我国科技界,基础理论研究被忽视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变,要跻身诺贝尔科学奖,实在是“任重道远”。
  据最新统计,我国2000年科技投入达89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已跃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只占科技经费总支出的22%左右,远低于一般国家40%左右的水平。
科学研究,有开辟新领域的探索性研究和发展性研究之分。前者多数在基础理论领域,它比较自由,有时能做出重大的、也许是以外的发现;有时则可能一无所获。后者一般是指应用性研究,通常是事先拟定目标、计划,在已开辟的领域内获得一定程度的发现。诺贝尔奖之所以“钟爱”前者,就是因为前者揭示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创新。
  应该说,当今中国科技进步神速。但是,未来科技发展的挑战将更为严峻。如果不下大功夫抓基础理论方面的原创性研究,长此下去,不仅创新、突破性成果难以取得,而且即使有了一些原创性成果,由于缺少基础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支持,创新能力也会逐步枯竭,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研究二流应用成果。
  当然,提倡探索性研究并非排斥发展性研究。在我国,一个时期以来鼓励科研人员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无疑是正确的。但无庸讳言,冷落基础研究的倾向,也是愈来愈明显。基础理论研究往往有“耗时长”。一时难出成果。常做“无用功”的盘诘和非议,“急功近利者多”。
  事实上,在科学研究领域,一味的“急功近利”,便是一种短见。因“耗时长”二反对基础研究领域的自由探索,是有失偏颇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我们提倡的这种“自由探索”,毋宁说是一种方法。一种途径。毋宁说是一种观念,一种导向。这类探索的确是需要时间的,但任何时间的长与短都是相对的;你独辟蹊径,尽管费时长还走了弯路,但是走出了一条新路。你贪走捷径,但因是别人走过的路,即使费时短却难以有新的发现。
  因一时难出成果二将基础研究领域的自由探索责之为“无用”,更是一种偏见。科学技术所具有的生产力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质资源分配者的功利性判断。当前科学界集中力量支持计划设定的项目,这对发展我国前沿领域工作的确能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应有明确目标的计划设定项目研究之外加强自由探索,给以相应的投入。基础是为应用服务的,基础不牢,遑论应用?对前者,岂能用一时“有用”与“无用”的纯功利性标准来评判?须知,重要发明一般都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得以证明。时间,其实是一面精细的筛子,它以人类实践织成的网格进行筛选,既不会让有价值的成果流失,也不会容留废物长存。
  如果我国科学界能正视自己的不足,理顺发展性研究与探索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并合理调整科技投入结构,使广大科技人员真正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那么,一些著名学者所预言的获诺贝尔科学奖的日子,的确为时不远了。

《文汇报》2001年12月14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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